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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认清“宪政”的本质(上)

2013-06-06 15:35:56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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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论认清“宪政”的本质(上)

—— 一论“宪政”概念的统领性、科学性、唯一性

(原创:应学俊)

郑志学《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一文当属文物级奇文,因为我们又见到了40年前“文革”的套路,仿佛又嗅到“文革”的硝烟。“宪政”概念被郑氏做成一盆浆糊,无法说清道明的“社、资”标签使我们对宪政概念越来越糊涂。郑志学自然有言论表达自由,但以“颠煽罪”为大棒欲置人死地太过分,差文风,缺文德。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抽掉郑志学(包括杨晓青)手里发黄的“西方、社、资”标签,代之以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基本原理为思想方法,我们不知他们何以为文?那么,“社、资”标签该不该进垃圾箱呢?笔者前文之述备矣,真理标准大讨论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很多,不缀。欢迎郑志学反驳。

本文将不使用“社、资”标签,而以“宇宙真理”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思想武器,做一篇同题作文《也论认清“宪政”的本质》——探讨一下“宪政”实实在在的本质,论证“宪政”作为治国理政之概念的统领性、科学性、严肃性、唯一性。当然,郑志学提供的“陷阱”性语料,我们还是要借用的,故本文亦可视为“郑志学自设‘话语陷阱’大观之三”。

一、只要实事求是,就无法用“姓社姓资”给“宪政”和民主贴标签

笔者前几篇拙文已充分论述,事实证明:“宪政”在民主、法制价值追求方面各国大多趋同,但具体实践因国情、文化历史之不同而出现很大差异(见文后参考文献2)。“宪政”是人类数千年来政治实践探索中对专制独裁和人治否定的产物,其基础属性是与之相对的民主与法制——依法规范公权力与私权的边界及民主运行的程序——这才是“宪政”的本质

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实践业已证明,“宪政”的基本属性不是这“阶级”那“主义”。若以“社资”划线,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共为何也要采用“资产阶级先搞起来的”政治产物——宪法,而中共领导下制定的现行《宪法》为何也认同和借鉴了那么多所谓“西方宪政”的价值和法则,即便在“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彻底革命”的10年文革,也没有把“资产阶级先搞起来的”《宪法》给革了命。在文末“参考文献2”中有具体剖析和阐述,足矣佐证。

至于郑志学勉为其难硬撑着说“实际上,有宪法未必有宪政,有宪法与有宪政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联系到习总书记关于“依宪执政”的系列阐述,这岂不太搞笑了?这无异于说《宪法》是可以作为“装饰性摆设”而不必当真实行的东西——无疑,这自然又成郑氏自设的“话语陷阱”。因为毛泽东对有宪法而不行宪政的蒋介石是斥之为“挂羊头卖狗肉”的,而萨托利则学术地称之为“装饰性的名义性宪法和冒牌宪法”。呵呵,这倒是毛泽东代表的“社”和西方萨托利的“资”有了“共识”,而这已为绝大多数人所诟病和不齿。在此略述不赘。呜呼,如此教授!

所以,“民主、法制”的实现程度和实际效果,才是评价“宪政”属性的核心标准,与姓社姓资无关;而对于民主实践的认同与否,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人民大多数不赞成也就不可称之为民主的“宪政”,如利比亚人民彻底抛弃以“社会主义”自我标榜的卡扎菲则是一例。无法以姓社姓资定属性的另一实证是,纵观所谓“西方”欧美许多国家,即便“社会主义”重要标志之“公有制”、“政府调控”和“缩小贫富差距”,也并非社会主义独有——不说当下,也不说撒切尔的“铁腕”调控,早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时,美国就开始运用“政府调控”这只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将集中起来的社会财富向社会底层人员分散,从而使经济逐渐恢复平衡,促进复苏(所谓罗斯福新政因此被某些阶层诟病搞“社会主义”,而罗斯福辩称是“自由主义政治”),更不用说在普遍改革的今天。怎一个“姓社姓资”了断?

综上所述,只要坚持实事求是,我们就无法用“姓社姓资”贴标签论是非。要论,只有民主的真伪和实现的程度。“宪政”的本质就是“民主与法制”,就是系统实施《宪法》的实际程度。遑论“阶级、主义”。

信仰“宇宙真理”又迷恋于贴“社、资”标签的人们,重温一下列宁的话吧:“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辨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列宁《论策略书》)

顺便一说,笔者做上述论述,并不是要说明“宪政”理念和相关制度尤其是具体实践完美无缺、包治百病,因为在“宪政”价值追求趋同的基础上,制度设计和运作还必受当事者个人、群体之科学和智慧的水平制约。我们借用俞可平先生的观点可以说:“宪政”包括其作为基础的民主法制,未必是最科学最完美的理念制度,但它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理念和制度。这是已为迄今为止的人类实践所证明了的。

二、“宪政”无疑是治国理政概念中统领性的上位概念,符合科学发展观

郑志学竭力反对“宪政”概念,下面,我们借用郑志学给自己挖下的“话语陷阱”,从反面论证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概念的“宪政”其统领性、科学性所在。可以说,没有郑志学文章的启发,笔者还真不会想到来讨论如此浅显的政论话题。

先鸟瞰郑志学自设“话语陷阱”。郑志学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近60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已经有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基本政治概念。这些基本政治概念是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正确反映了我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和特征,符合我国的国情,含义清晰、准确,对完善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细心的朋友大约已经看到了郑氏自设“陷阱”何在,也看到了郑氏的思维、学识之惊人的浅薄(笔者从不在争鸣探讨中用“浅薄”指涉对方,因为这话太重了,太不敬了,且有妄自尊大之嫌;但对郑文,笔者不得不这么说)。

我们看到,郑氏开列出的那些“含义清晰、准确”的政治概念,即使也属“宇宙真理”,但它们并不仅仅来源于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主要还是来自于中国现行《宪法》序言及第五条等,与《宪法》表述基本一致,并非另设炉灶。如此而已。

那么,“宪政”概念和上述分散的从不同角度提出的零散概念,谁更具有统领性、系统性?使用“宪政”概念和分散表述的那些概念,哪个更不容易出现偏差?这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如果还要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们只好引用逻辑学基础教材的例子——请问:“男教师、女教师、新教师、老教师、数学教师、政治教师等等”与“教师”——哪个是上位的统领性概念?用逻辑学术语来说,哪个是属概念,哪个是种概念?这难道不是过于浅显的常识吗?  

实行“宪政”亦即习总书记所言“依宪执政”,就不仅仅包括了上述零散概念,而且强调了系统化、法律化的运行,因而就更具科学性。

由此可见,“宪政”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概念,完全是郑志学所引那些所谓“含义清晰、准确”但分散表达政治概念的上位概念,因而它更具备统领性、稳定性、系统性,因而也就具有无以替代的唯一性。

前几天杨晓青教授又在《红旗文稿》发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可谓满纸荒唐言,不值一驳。在他们看来,似乎“宪政”根本没有客观普遍的概括性定义和价值;他们无视“宪政”作为价值追求的民主、法制,客观上存在意识形态层面和具体制度设计操作两个不同的层面和范畴,无视诸如新加坡的宪政制度和实践无法与英美法日同日而语的客观存在——然后,他们便按“个人定义”,随心所欲把我国执政党宣示一些“绝不搞”的其它某些国家具体政治制度作为“宪政”的代名词来作论,作为搅混水和构陷的大棒

在他们的逻辑里,似乎“宪政”不是依各国具体《宪法》而行,却是简单按某些国家的具体制度去做,这岂不荒唐?这就是他们用来搅混水搞恶意构陷的伎俩,也这是此类所谓教授有意无意思维紊乱的通病。我们只须问杨晓青一个问题:所谓“人民民主制度”在哪里?这制度不来自《宪法》条款又是从哪个天外飘来而独立于《宪法》之外?要保障人民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不严格行“宪政”(依宪执政)还有什么途径可选?“宪政”难道不是“人民民主制度”统领性的上位概念?堂堂大学教授做如此概念不清一盆浆糊的“研究”,怎不令人汗颜?不知杨晓青做此研究有无“课题费”或曰稿费?反正笔者做此研究纯属业余爱好,无偿而自愿。而在此,我们又不能不说,《红旗文稿》经常发表这样的“研究成果”,似乎越来越像当年的《红旗》杂志了,其编辑水准也实在令人咂舌。

“科学发展观”之“科学”就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笔者论述违背科学和事实,欢迎郑志学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哲原理反驳——但玩贴标签无效,否则自掘“话语陷阱”更多。□  (未完,接下篇。)

2013年6月5日  

下篇提纲预告:

三、“宪政”概念——系统功能大于部分功能相加之和;

四、“宪政”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概念,将使一些人无法“模糊处置,便宜行事”——这正是“宪政”概念的科学性之另一所在。

五、结 论

参考文献

1、应学俊:郑志学的“政治学”:以贴标签定真理(郑志学自设“话语陷阱”之一)

2、应学俊:我国《宪法》对“西方宪政价值、法则”的认同和借鉴(郑志学自设“话语陷阱”之二)

3、应学俊:与郑志学聊聊“萨托利”

4、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宪法》实施20周年大会的讲话(2002年)

5、纪念人大50周年: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深刻内涵(2004年)

6、19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7、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现行)


附录:关于“宪政”定义备考

联合国似无法律规定“宪政”必须采用哪些国家的制度模式或曰“元素”,当前也远未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所以把一些国家某些具体制度混淆于固有的“宪政”概念之客观定义,这是没有实践和理论依据的“个人约定”,是心怀叵测。我们倒是看到有政治学者(而非政客)对于“宪政”基于抽象概括方式非指向具体国家的学术性定义(我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精神也与之大体一致),这说明“宪政”的客观概括性定义是存在的,非任人可以随便“个人约定”的——即以“西方”学者论述为例:

美国政治学家路易斯·亨金认为,宪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且只能根据其条款来进行统治,受制于其限制”。还有学者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理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也以宪政蕴含的法治要义来阐述宪政,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与约束国家和官员相关。”

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说:“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即有限政府)”“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在宪政国家,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是有边界的,不能互相僭越。

200多年前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著名的《论法的精神》里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这里用以约束权力的权力正是“法律”,首先是最高位法《宪法》)

无独有偶,习总书记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宪法的权威和生命在于实施”。请问郑志学,习总书记和萨托利、孟德斯鸠等超越阶级、超越时空的“宪政共识”从何而来?该如何给他们的讲话贴上“姓社姓资”的标签?

按习总书记所说形成这样那样的诸多“机制”,其依据不是《宪法》还能是什么?依《宪法》治国理政的系统实践——其实质不是“宪政”又是什么?郑志学的“标签”拿在手里改如何贴?

“宪政”在民主法制价值认同和追求方面,各国的确近似、趋同,但由于地域和文化历史的差异,各国的具体宪政实践,是依人民的意志和宪法的制定而不同的(上列“参考文献2”已举例阐述),这显而易见。那种认为“宪政”包含固定制度元素的说法是空穴来风,世界大同还没实现。纵有相似之处,那也是各国人民的意志体现和选择,而不是谁的规定。说到底,“宪政”的本质是民主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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