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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穿诋毁“宪政”的诡辩伎俩

2013-06-08 00:23:16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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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应学俊)

偷换概念,偷梁换柱,是一切诡辩者的惯用把戏。而现在,这套诡辩把戏正为恶意诋毁“宪政”者所用

诋毁“宪政”的目的是兜圈子曲线阻挠“依法治国”亦即“依宪法治国”的系统实践,极端害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妄图维护某些超越《宪法》的绝对权力——维持某种“权大于法”而不受制约,便宜行事。至少客观效果正是如此。

郑志学、杨晓青这些“学者”,他们把政治学中“宪政”概念的客观定义和抽象的理论性概括(见文末附录),偷换为某些国家的实际制度和所谓‘元素’”(尤其是与我国现在提出的“几不搞”挂上钩),似乎行“宪政”不是严格系统地“依宪执政”,而是践行其它某些国家的具体定制,似乎全球已经实现“大同世界”——我们实在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按别国《宪法》、制度治国理政?所以,这无疑是非常荒谬而无视现实的,因而荒唐可笑

是诡辩,就无法禁得起实践检验。

正如“社会主义”——作为理念和价值追求,我们都知道有它客观的概括性、理论性定义(如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论述)。但是,在此理念和客观定义下却出现了种种大相径庭的“社会主义”,包括各种《宪法》、相关制度和实践模式。不论从以往还是当下的实践来看,“社会主义”国家虽有共性存在,但几乎难有统一的具体范式和制度,更不用说普遍改革的当下。某些国家——如前苏联或今日朝鲜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 =“社会主义”理念和定义本身吗?当下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与“前30年”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吗?而越南的“社会主义”难道和中国可以同日而语吗?更何况,卡扎菲、查韦斯也都曾声称自己国家是“社会主义”;即便当年希特勒也以“国家社会主义”教导他的国民,臭名昭著的纳粹党其全称就是“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德国甚至一度也成绩斐然“崛起”得相当令世界刮目和惊讶。

请问郑、杨的教授们:当我们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时,难道是指某些国家具体的实践模式或“制度元素”,而不是说有关“社会主义”理论上客观的基本定义吗?

同理,“宪政”——也有其客观的概括性、理论性定义和价值追求,但具体实践与“社会主义”一样,也照样呈现出多样性,各国有不同的《宪法》和具体制度

正如新加坡亦行“宪政”和所谓“三权分立、多党制”,可几十年来却照样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满占议会席位,及至2年前大选“滑坡”,反对党才获得140多个议会席位中的五六个;此外,该国还保留着匪夷所思的“鞭刑”……这些,与英美德日等国“宪政”如何同日而语?再稍稍举例:如美国宪法第四款规定:“合众国总统、副总统及其他所有文官,因叛国、贿赂或其它重罪和轻罪,被弹劾而判罪者,均应免职。”而前总统克林顿据此也确实站到了关于他性丑闻听证会的被告席上头上冒汗地接受那些难以启齿回答的细节质询,只好总是回答“我很后悔”,最终仅以微弱多几票才幸免于“弹劾”。但在新加坡,其宪法第二款却明文规定:“总统不得在任何法院任何诉讼中受到控诉。”而像“鞭刑”,在绝大多数国家则是法律禁止的“体罚、虐待”犯人。——何来“世界大同”的“宪政”制度和模式?

“宪政”——必然是在经民主程序制定《宪法》后,依本国《宪法》而行系统、严格的治国理政法治实践。但在郑、杨一类诋毁“宪政”者那里,似乎“宪政”不是依各国具体《宪法》而行,却是简单按别的某些国家具体制度去做,可谓匪夷所思。我们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是按别国《宪法》治国理政的?岂不是笑话?

所以,把客观存在的“宪政”概念和理论性、概括性定义,偷换为某些国家的具体实践制度,再挥舞“几不搞”和“姓社姓资”的大棒,这就是他们用来搅混水搞恶意构陷的伎俩,也这是此类所谓“教授、学者”有意无意思维紊乱的通病。而其根本目的和客观效果,正是兜着圈子曲线阻挠“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他们害怕和反对的,恰恰正是“宪政”的要义。

如此思维混乱和文品,哪还有一点点“学者、教授”的理性和文德?

前几天杨晓青教授又在《红旗文稿》发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从以上论述来看,杨文可谓满纸荒唐言,不值一驳。因为她仍然如法炮制上述偷换概念的伎俩搅混水,对“宪政”这一治国理政的科学概念和定义恶意构陷。

就杨晓青的所谓《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我们只须问两个问题便可知其荒谬绝伦:所谓“人民民主制度”在哪里?这制度不来自《宪法》条款又是从哪个天外飘来而独立于《宪法》之外?(参见《宪法》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章节等法规)。要保障所谓“人民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不严格行“宪政”(依宪执政)还有什么途径可选?因此,依宪执政之“宪政”对“人民民主制度”而言,难道不是统领性的上位概念?

堂堂大学教授做如此一盆浆糊的“研究”,怎不令人汗颜?不知杨晓青做此“课题”可有“课题研究经费”或稿费?若有,则更加令人大跌眼镜了。而在此,我们又不能不说,《红旗文稿》经常发表这样的所谓“研究成果”,似乎越来越像当年的《红旗》杂志了,其编辑水准也实在令人咂舌。

以偷换概念的诡辩伎俩构陷“宪政”之为,可以休矣。兜着圈子想阻挠“依宪执政、依法治国”,维护超越《宪法》“权大于法”的绝对权力,只能是痴心妄想。因为“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已成无数事实和历史证明了的铁律,而腐败横行已经是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了。所以反“宪政”其实质是阻挠“依法治国,依宪执政”,既害国,也害党

2013年6月5日  

相关链接与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

2、应学俊:我国《宪法》对所谓“西方宪政价值、法则”的借鉴和认同

3、应学俊:郑志学的“政治学”:以贴标签定真理

4、郑志学:认清“宪政”的本质


【附录:关于“宪政”的概括性、理论性定义备考】

联合国似无法律规定“宪政”必须采用哪些国家的哪些制度模式或曰“元素”,当前也远未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所以把一些国家某些具体制度混淆于固有的“宪政”概念之客观定义,这是没有实践和理论依据的“个人约定”,是心怀叵测。我们倒是看到有政治学者(而非政客)对于“宪政”基于抽象概括方式非指向具体国家的学术性定义(我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精神也与之大体一致),这说明“宪政”的客观概括性定义是存在的,非任人可以随便“个人约定”的——即以“西方”学者论述为例:

美国政治学家路易斯·亨金认为,宪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且只能根据其条款来进行统治,受制于其限制”。还有学者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理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也以宪政蕴含的法治要义来阐述宪政,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与约束国家和官员相关。”

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说:“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即有限政府)”“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在宪政国家,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是有边界的,不能互相僭越。

200多年前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著名的《论法的精神》里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这里用以约束权力的权力正是“法律”,首先是最高位法《宪法》)

无独有偶,习总书记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宪法的权威和生命在于实施”。请问郑志学,习总书记和萨托利、孟德斯鸠等超越阶级、超越时空的“宪政共识”从何而来?该如何给他们的讲话贴上“姓社姓资”的标签?

按习总书记所说形成这样那样的诸多“机制”,其依据不是《宪法》还能是什么?依《宪法》治国理政的系统实践——其实质不是“宪政”又是什么?郑志学的“标签”拿在手里改如何贴?

“宪政”在民主法制价值认同和追求方面,各国的确近似、趋同,但由于地域和文化历史的差异,各国的具体宪政实践,是依人民的意志和宪法的制定而不同的(上列“参考文献2”已举例阐述),这显而易见。那种认为“宪政”包含固定制度元素的说法是空穴来风,世界大同还没实现。纵有相似之处,那也是各国人民的意志体现和选择,而不是谁的规定。

说到底,“宪政”的本质是:它是对独裁专制的否定,它以民主与法治为基础价值和前提,民主制定《宪法》并严格地、系统地依《宪法》治国理政;其具体制度选择和设计,是民主制定《宪法》时人民的选择。这与“姓社姓资”无关,倒是与“科学发展观”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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