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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反右的“深刻教训”应当在这里!

2014-08-13 16:28:11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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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应学俊 )

【提要】本文上篇反驳了胡新民认为存在一场“真实的反右”谬论。胡氏在论及反右“扩大化”之“深刻教训”认为是“反右运动群众化”惹的祸,可胡新民怎能忘了这“运动群众化”是谁发动的,又是谁的拿手好戏?本文在反驳胡新民谬论的基础上,将论述反右及其“扩大化”真正的“深刻教训”。

【上篇核心提示】胡新民所谓“真实的反右”——即确有作为阶级敌人的“右派”须反——可即便如此,也只不过是占后来被打成“右派”总数的0.02%(或不到0.7%)而已,而99% 以上搞错了。胡氏认定99% 以上搞错了的“反右”是一场“真实的反右”且“肯定很有必要”,这难道不是创造了典型的以偏概全范例?(点击这里:浏览上篇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37472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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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新民岂能将反右“扩大化”的罪责推给“群众”?

胡新民虽鼓吹反右“肯定很有必要”,但还是承认“反右扩大化”是有“深刻教训”的。“教训”者,从失败或错误中取得的“经验”也。

胡氏把“反右扩大化”列入了“教训”的范畴。但胡氏认为“扩大化”的根源亦即“深刻教训”却是:“运动一经群众化、白热化、积极分子化、层层加码化,那就不是叫一声停就立马能够停住的。”亦即,毛并没要“扩大化”,是“群众运动”使得反右“扩大化”了,无法“叫停”了。胡氏还列举了一些划右派“乱象”加以佐证。——呜呼,看来,扩大化”的黑锅得由群众来背了!

不过,对胡新民如此说法,我们不能不发出下面的必然疑问:

1、胡新民怎能贬斥毛一直看重和依仗的“群众”和“群众运动”?

从胡新民所言来看,“运动群众化”或曰“群众运动”似乎“糟得很”而不是“好得很”。但是,胡新民能否认“群众运动”历来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或力主而为的吗?“运动群众”难道不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拿手好戏吗?毛泽东难道不是历来把“群众”抬得“很高很高”吗?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群众运动”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产物。不论从中共革命早期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是中共为夺取全国政权20多年的经历,直到“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不靠“群众”怎么行?——那么,按历史事实和毛“群众路线”的逻辑推论,“反右”以及毛发动的多次“运动”,“依靠和发动群众”难道错了吗?不靠“群众”怎么“反右”?这可是被毛称为“根本原理”的啊!胡新民难道要“颠覆性”否定毛泽东看重和依仗的“群众运动、群众路线”吗?

若胡新民不否定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群众路线”,那么,胡氏所总结“反右扩大化”的第一条教训“运动一经群众化……”岂不就是扯淡?若胡新民否定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那么就否定了包括“反右”在内毛发动的一系列“群众化”的政治运动——胡新民能举出毛“不发动群众”的“政治运动”吗——从“土改”到“文革”?

倘若胡新民真的否定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群众路线”,这恐怕也太是“极端言论”了吧?这是否可能要被“请喝茶”(胡新民语)?笔者分析并未有任何随意引申无限上纲吧——胡新民如此明目张胆诟病毛泽东一贯推崇的“群众运动”,若在1957年,“大右派”这顶桂冠戴在胡新民头上难道不是不大不小挺合适?

2、不管各地实际情况,逼迫各省市非挖出党内“右派”不可,何况党外或民主党派?上有动员和要求,运动岂能不“积极分子化”?

胡新民将“运动群众化、积极分子化”视为反右“扩大化”的主要原因,的确是一大“发明”,可胡新民为什么不想一想,这“运动群众化、积极分子化”是怎么来的?

1957年7月上旬,毛泽东不辞酷暑,来到以“火炉”闻名的南京,亲自为抓右派督阵,找来部分省、巿委第一书记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雷霆震怒,对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不在省委常委内部抓右派大发怒火,据江渭清回忆——毛泽东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当江表示不能随便抓右派时,毛敲着沙发茶几逼问江渭清:“你到底反不反右派?”逼江表态……(见《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江苏人民出版社)

窥斑知豹,对党内深挖“右派”尚且如此严厉,而况党外及民主党派乎?毛对省委书记江渭清何曾提到要严格执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扩大化”难道都是群众惹的祸?在这样的形势下,谁还敢不当反右“积极分子”?运动“白热化、积极分子化、层层加码化”的根子在哪里,还不再清楚不过吗?否则,我们如何理解那般热爱党、热爱毛领袖的“群众”为什么突然那么“不听”毛和中央的话?

为了将反右“扩大化”的罪责推给“群众”,胡新民甚至用运动中一些人相互“揭发”为佐证,昧着良心说:在某些当年的右派档案中发现,“揭发材料最多的还是来自他的‘同行’‘同类’们。这种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这也在客观上对反右扩大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好一个胡新民,真的很会利用“档案材料”!好像这“扩大化”的一部分根源正来自“右派”自己的“同类、同行”自相残杀,这给了胡氏反唇相讥的“难得”机会啊!

但是,胡新民这会儿完全回避了在《人民日报》和伟大领袖连篇累牍的“引导、动员、指示”下,国人已经地道被“裹挟”成为“反右积极分子”的事实——谁不“积极”就随时可能成为“右派”!各单位每天开会批判斗争,随时会有新的“右派”分子被“揪”出来……在“舆论一律”的强大攻势下,当看到诸如被断章取义的“葛佩琪‘要杀共产党人的头’”之类明显反动的“右派”言论,有的出于被洗脑而义愤,有的出于恐惧、疑虑、自保而“揭发”他人,还有的心怀鬼胎要“积极表现求进步”等等,出现“揭发‘同行、同类’”的情况,出现“群众斗群众”的自相残杀窝里斗——这很奇怪吗?能“众人皆醉我独醒”坚定的清醒者能有几人?而这种“同类”自相残杀的局面又是谁造成的?

这种“右派”分子被“反右积极分子”奋勇揭发批判的局面,难道不正是毛和“上面”想要达到的目的?胡新民由此反唇相讥、幸灾乐祸,难道不是昧着良心,本末倒置?

回顾历史上一次次“群众性政治运动”,如此鼓动群众积极起来揭发、斗争、“与××划清界线”的情况又何止“反右”?不论“三反五反”“反右”抑或“文革”,哪一场被毛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不都充斥着这样令人痛心、令一些人事后追悔莫及的群众“窝里斗”现象?文革中有多少子女“揭发”父母,夫妻朋友同事之间相互“揭发”、员工揭发领导的事例?甚至有被每天广播洗脑的儿子揭发母亲言论而使母亲被判死刑而上了断头台的!这些难道都可以被胡新民拿来当作“反唇相讥”、幸灾乐祸的材料吗?请问胡新民还有一丁点儿起码的良知没有?

3、即便严格执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反右“扩大化”也是必然的——胡新民断章取义、脱离实际谈“标准”毫无意义。

胡氏认为当时如能认真执行中央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便可“大大减轻扩大化的程度”,胡氏还说:“即使执行了最后一条都会有显著效果:‘(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这不是‘疑错从无’吗?可以说是相当慎重的吧。”——看,言之凿凿啊!居然还能联系上“疑罪从无”!

可这又是在玩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把戏。1957年10月15日发布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目前仍可搜索到(读者可搜索文末索引自己审读,笔者绝不想玩以偏概全的把戏)。读全文,我们可以看到,这标准的涵盖是如此宽广——

这里以“六条标准”开篇第一条为例。针对明显“反动”言论的就无须引用了,那自然是准“右派”了。可就这第一条里竟然还有“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胡新民可知这将涵盖多少言论、多少人?

什么叫“反对”?提出不同看法算不算“反对”?什么叫“否定”?提出建设方面诸如决策错误造成浪费等不同看法就算“否定”?

即以“反对统购统销”政策一类例子来说(“统购统销”大体是指粮食、食用油、棉花布匹类等全部由国家强制垄断计划购销,不允许任何私人自由买卖,此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例如,在“整风”开始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时,经多次动员,一些准妈妈被迫开口了:“共产党样样好,就是‘统购统销’不好,因为咱家孩子多,长身体饭量大,粮食定量太少,吃不饱,有钱都没处买到粮食啊!”——这是无任何错误的大实话,是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和政府正应当好好听取好好研究的问题,但在“反右”中就明显够上“划右派”杠子了(第一条标准:反对“统购统销”)!而当年因为对“统购统销”提出不同意见的群众,有多少就硬是被打成“右派”,轻的被开除公职遣送原籍,如果再有点其它“问题”,锒铛入狱的也不少。这就是严格按毛及中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划“右派”真实的一类例子,而非个案。如此“划右派”,扩大化能减轻多少?窥一斑可知全豹。

现在,在制订重大政策时还开个听证会什么的,或通过各种媒体和互联网广泛征求意见,而在1957年,对党和政府的政策稍有不同意见就成了“反对……”,就成了准“右派”。所以,胡新民说什么划右派标准中有“疑罪从无”,联系子虚乌有的所谓“章罗联盟”等许多案例,就请胡氏留着在书房里慢慢欣赏慢慢“推理”、遐想去吧。

其实,胡新民应当完全懂得,大凡拿出一些正式文件、讲话,有多少看上去都是挺“合情合理”的,但实际往往却与之大相径庭,其缘盖出于领袖的“人治”大于一切,领袖的讲话就是“最高指示”。

即以“文革”《十六条》来说,文件确实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但结果却是全国出现如内战一般动枪动炮甚至装甲车的武斗,群众无辜殒命200万人左右。为何如此?为何群众就那么“不听话”?又是“运动群众化”惹的祸?可“群众运动”一直是毛泽东应用最得心应手的法则啊?

其实,每一个实事求是的人都会承认:在个人崇拜到了狂热地步,领袖的“人治”已成客观事实。领袖一句话、一个模棱两可的解释都必然胜过所有“文件”,这难道不是真实的历史吗?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宋彬彬时说:哦,“文质彬彬的‘彬’?要武嘛!”一句话产生的效果是什么?还用笔者列举铺叙吗?什么《十六条》文件还有何用?——“最高指示”到:“要武嘛!”

毛自己也的确提出过“要文斗不要武斗”,胡新民也许又会说,都按毛泽东的话去做就不可能有“武斗”。但是胡新民不会不知道,毛在另一些场合又会有另一种说法: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时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最最伟大领袖如此讲话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十六条》怎能敌得过伟大领袖的“最高最新指示”?

实践证明:“反右”与历史上那些“运动”是极其相似、一脉相承的,历来都是“扩大化、积极分子化、层层加码化”而从来未见“缩小化”。当我们上溯到井冈山时期的“打AB团”、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或1949年以后的“三反五反”等等,几乎无一不是如此。

为什么历史会有惊人相似的重复?这才是反右“扩大化”应当深挖和总结的“深刻教训”。而胡新民总结的那些“教训”不仅与“深刻”毫不沾边,不仅是地地道道的一叶障目——而且直言之,应当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是将“真相与谎言裹挟一起”的欲盖弥彰!

六、实事求是:反右的“深刻教训”应当在这里

承蒙胡新民在总结“反右”教训时,还没忘了说“实事求是”,阿弥陀佛!那我们就来“实事求是”一下,起码是如下三点与胡新民之总结迥然不同的教训,其它暂不深论——

教训之一:“极左”思想路线是导致“反右扩大化”等一系列错误之根

邓小平和胡乔木都曾坦言:“1956年以后,我们搞了‘20年的左’”,而邓小平虽曾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虽然他不同意给几个中央级的“右派”平反和改正,但他毕竟看到了:综观我们党70年的历史,突出的,都是‘左’”……“‘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啊!(1992南巡讲话)。

邓公此言是一步到位的。起码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以后,明明是和平建设时期,却一直持续奉行革命战争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后来发展到“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为始终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使之成为“党的基本路线”,好像即便经过了“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依然处处都有打不完的“阶级敌人”,而且“强大”到随时可以推翻中共政权,故一听到有人向执政党提出一点比较较尖锐的意见或问题,便认为是妄图推翻共产党执政的“阶级敌人”。这正是“极左”思想路线肆虐导致对形势错误估计使然,它使毛自己客观上缺乏应有的“自信”,丧失了对社会问题本质应有的正确判断,直至发展到“文革”。

联系到本文上面列举的历史上一个个“扩大化”,可以判断,邓公所说是不错的。在这样的思想路线下,“宁左勿右”必然成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的唯一选择,否则自身难保!否则,怎么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扩大化”而从不见“缩小化”?胡新民先生能解释吗?

教训之二:“反右”以及历史上一次次的“扩大化”,严重践踏了中共自己所说克敌制胜“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极大地削弱了执政党自身的凝聚力,失去了宝贵的“民主监督”,导致官僚主义、贪污腐败蔓延,且至今久治不愈。

笔者说“反右”害民害国害党——就是指这一点。粉碎四人帮以后,时任国务院参事的李逸三同志为葛佩琪案平反问题,在给胡耀邦总书记信中的坦言也佐证笔者的看法和邓小平的总结:“我现在认为:57年反右运动,是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同一性质,是祸国殃民的大错。”(见《葛佩琪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这是党内同志的看法,但的确是符合历史事实和逻辑的看法。

“反右”使“统一战线”政策遭到了兜底的破坏和践踏,它使执政党原本“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在许多人心底无法不受到重大负面影响,这是毋庸讳言的,这损失是难以估量的。这便是“真实的反右”,这更是“反右运动”及其严重“扩大化”应当记取的“深刻教训”。胡新民先生能否认这一点吗?

此外,“反右”运动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是,对“党和政府”及其决策,任何人再不敢说半个“不”字,“党和政府”失去了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的终极途径——“民主监督”。正如毛后来无奈地坦陈:反右“带来一个缺点,就是大家不敢讲话了”——直言之便是:万马齐喑,噤若寒蝉。这是很符合逻辑的结果。这导致城乡一些干部贪污腐败逐渐又泛滥起来,给领导干部送礼“开后门”谋取物质与权力交易成风,后来毛要搞的“四清”运动,其中一“清”就是“清经济”——亦即清账目,查贪污腐败……(而到“文革”后期,钱权交易、性索贿、性贿赂竟然日盛,尤其在知青返城领域,这是后话)。

教训之三:践踏法治,使“人治”流弊泛滥成灾,遗患无穷

在“反右”中,除了锒铛入狱的“右派”还经过法院“审理、判决”,其它皆无须经过司法程序,由各单位党委、支部或党的反右领导小组向“上级”报告,上级”以红头文件形式批复即可。许多被开除公职遣送原籍“交群众监督改造”的“右派”,连看一眼“红头文件”的权利也没有领导口头通知,第二天即卷铺盖走人,被“押送”回家,从此,他们丧失了作为公民的全部政治权利和工作权利,如“取保候审”——外出时间稍长稍远,必须向当地派出所或居委会领导请假,回来要销假,此外,随时准备接受“群众批斗”。这样的“右派”是没有“刑期”的,他们如果被“摘帽”,也是由“群众讨论,上级领导研究决定”而已。法治何在?这样毫无法治,人治决定一切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模式一直延续到文革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七、胡新民的观点,无法不让人想起“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著名讲话”

当胡新民把“扩大化”归罪于“群众运动”造的孽而与毛和“上面”没啥关系时,甚至昧着良心把“‘同行、同类’互相揭发”也看作是“扩大化”原因之一时,当胡新民解读当年划“右派”的六条标准而说出“疑罪从无”的美妙时,这就无法不让人想起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为伟大领袖开脱决策错误领导责任的那篇“著名讲话”了,其逻辑如出一辙——

面对大跃进决策错误导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波及全国的大饥荒的严重后果,林彪说:“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呜呼,错误都是“下面”惹的祸,“上面”始终是正确的!

而林彪叛逃后查获他的私人笔记如实的自白告诉我们,他就是要用斯大林“紧跟”列宁、恩格斯“紧跟”马克思的方法,获取继续上升的机会。林彪成功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诸多领导讲话中唯一受到毛充分肯定和赞扬的。毛在林彪讲话的书面材料上批示:“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在大跃进进而大饥荒的情况下,在毛感到党内外对他的一系列错误决策难免会有不少“腹诽”的情况下,林彪如此讲话,毛看了怎能不“高兴”?怎能不夸奖?而林彪从那以后也的确开始一路升迁,直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笔者以为,毛在天之灵,也一定会赞扬胡新民这篇文章的——因为胡新民帮助毛肯定了荒谬的“反右”,对“扩大化”的总结有意将因果、本末倒置。而诟病“群众运动”又一不小心使其陷入二难悖论。但胡新民力挺“反右”不动摇,而且似乎想把新的“反右”变成“请你喝茶”,“阶级斗争”又要来了。不知胡新民之梦可否成真?□

2014年8月13日  

【附录】

   有资料显示:对右派分子,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原来设想是:除个别外,不必具体点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于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但到6月29日,中共中央改变了这个设想,指示需要在各个范围点名批判的右派和极右派人数,北京大约400人左有,全国大约4000人。这表明斗争重点已不是批判政治思潮,而是侧重具体点名了,不过在人数上还有所控制。而到1957年7月,中共中央又指示,把准备点名批判的人数扩大了一倍。到8月1日,中共中央要求把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向地县、市区、大厂矿(后来又提到向中小学教职工)深入展开,并提出要“深入挖掘”右派。到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统计,全国已划右派6万余人。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通知》原意要控制范围,防止多划右派,但其中一些提法不尽科学,加上许多地方已划了右派,为了不挫伤这些地方和单位的积极性,这个通知并没有普遍传达,更谈不到贯彻执行。(见网易历史:http://news.163.com/05/0426/01/1I7QG7KS00011247.html)

【部分参考资料索引】

1、胡新民:真实的反右 深刻的教训

2、胡新民:梁漱溟眼中的“章罗联盟”

3、应学俊:驳胡新民《真实的反右 深刻的教训》(上篇)

4、应学俊:梁漱溟眼中有“张罗联盟”吗?

5、《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江苏人民出版社

6、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新华网)

7、葛佩琪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

8、中国网/应克复:反右斗争的历史后果

9、邓小平警句18条: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党内(人民网/搜狐文化)

10、【汇编】千古奇冤:“章罗联盟”

11、【札记】不可忘却的“夹边沟”

12、1967年毛泽东谈武斗:现在打死几个人 没什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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