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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孙中山《国事遗嘱》随想

2017-02-03 15:40:39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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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孙中山《国事遗嘱》随想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原创:应学俊)      

文史专家大多认为播出于2003年的电视剧《走向共和》(68集无删节版),基本符合史实,少有对历史人物的“脸谱化”、概念化描写,绝非“戏说”或任意编创之作。春节闲来无事,抱着为清末民初那段风起云涌、波诡云谲的历史增加一点具象的想法,从头至尾一集不落地看了一遍,结合相关历史研究专论,觉得文史专家们对这部电视剧的评价是不错的;而片名,乍看似乎简单、必然,细想,则可体味其确为画龙点睛之笔——好一个“走向”。说实话,这部剧肯定作比“春晚”好看。又重读一遍孙中山之遗嘱,便有了一些随想。今日中国是从昨日中国脱胎而来,不了解昨天,如何能懂今天?

《走向共和》里的孙中山

一、任何人——包括伟人,晚年思想必代表其认知的最终水平

一个政治家或曰革命家,不论其历史地位有如何不可撼动的伟大,他终归是历史人物,其思想和实践必定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所论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而他们真正的伟大,则要看产生于那个时代又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思想有几何,这才是某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岸之处,此类思想越多,越显其伟大;因为唯有这样的思想(无论是否冠以“主义”),才是超越时空而反应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之必然规律的——规律,是不因人的主观和任何“主义”而存废的客观存在,冥冥中,它无情地支配着历史的发展,谁不尊重规律,规律必让其头破血流,它从不对任何“主义”或什么伟人网开一面;此亦即中国文化中所称之“道”,亦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如此堪称伟大的历史人物,世界上已有一批,挂一漏万,比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华盛顿、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等,而孙中山无疑是可以跻身其列的中国人,除了其核心思想中超越时空的论断颇多,还因其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打天下坐江山”之人,以此而论,说他堪比中国的华盛顿并不过份。前述伟人、哲人的主要思想,已经历跨时代跨地域的实践检验,证明了其真理性。

人的思想是随着社会实践和自身认知的发展不断变化的,伟人也有一个对真理逐步认知的过程。故抽出伟人某时期某句话作为论据来论证某些观点的做法往往不大靠得住,甚至是不可取的。而伟人晚年的某些思想言论,无疑应该更能代表其对真理认知的最终水平——不论是否仍有几多错误。故笔者对伟人晚年的论著、言论尤为关注,在特色中国,自然尤其关注马恩列斯毛,还有孙中山——这些伟人,晚年大多都有对自己早前认知的否定或曰扬弃;而如果有“遗嘱”,且这遗嘱是关乎其主要思想的,无疑则可代表这位伟人毕生最后的认知(不论是否依然有错)。后人应将其遗嘱与其一贯的主张逻辑地联系起来,去伪存真,方可获得对其思想核心的真正把握。      

二、孙中山的《国事遗嘱》给我们的启示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民主共和的思想在中华大地遍播种子,但共和国的最后建立一波三折,尚未最终完成。革命成功了一半。孙中山在万分遗憾中因病去世。重读其《国事遗嘱》或曰“政治遗嘱”,感慨良多: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遗嘱原件

孙中山在他的遗嘱中,将其革命之目的归结于4个字“自由、平等”,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虽然孙中山在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组建“中华革命党”一些做法及章程颇受争议,但那毕竟是革命低潮时的非常之举,权宜之举;纵观孙中山一贯思想,“自由平等”价值追求是坚定贯穿始终的。辛亥革命后,中国专制复辟势力以种种手段顽强抵抗,先后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闹剧,使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大业屡遭挫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历经近世纪,笔者仍未看出孙中山《国事遗嘱》中之思想有多少错谬或过时之处,这不能不说是超越时空的伟大。

孙中山是将“共和”作为与帝制、专制相对立的概念提出的,而民主、宪政、法治、平等、自由、自治等,则是其解释“共和”使用最多的概念。那么,举世首肯之孙氏革命的“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以及“共和”之真正理想实现了吗?也许实现了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也难说大部!现在是否依然继续向这个方向努力发展着?百姓心知,天亦知!然笔者还知,当下仍然有一些“理论家”被所谓主流媒体吹捧着公然“反民主”,公然宣称“民主不适合中国”(如宋鲁郑之类)——而此类言论及其有趣之处,恰恰在于几乎与当年袁世凯反民主共和之奇谈怪论如出一辙!难道历史真的在轮回?难道袁世凯们真的阴魂不散且时时向我们展示着那狡黠揶揄?

三、人毕竟不是“神”,伟人犯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毛领袖自称一生只做了两件事,其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其二就是发动文革(有点奇怪,为何抗击日寇侵略不在其中)。现在看来,毛自己所言之两件事起码做错了一件,那就是“发动文革”——故其一生思想和实践的正确率也就剩下50%了。同样,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孙中山也难免犯错。犯错其一,便是为了民主共和大业尽快取得决定性胜利,轻信了袁世凯的承诺;犯错其二,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有点饥不择食——他忘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古训,同意中共跨党加入国民党,又在未对苏联革命认真考察的情况下,决定“联俄”

吾等其实并无资格以“事后诸葛亮”之态批评孙中山当时决策,但历史确实证明孙中山错了——孙中山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国家)“共同奋斗”,当时即联俄;而事实是,苏联及苏共并非这样的民族或国家,他们对内专制集权,杀戮不同意见者,对外傲视他国的沙皇式霸权主义价值观历史性地顽固,终于在孙中山死后直至当代中苏分裂一系列历史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包括迫使蒋介石同意外蒙独立而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等等等等,无须一一历数;而苏共游走于孙中山、中共及后来的蒋政权之间,耍尽手腕,而一切皆为苏俄一己之利谋划。孙中山的另一伟大之处,是对自己的错误不大讳言的,他若活得更长久一些,一定也会承认这一失误,就像他生前已经承认轻信袁世凯等军阀承诺的错误一样。

毋庸讳言,国民党与中共是“道不同”的——前者信仰三民主义及“共和”理念,后者信仰马列阶级斗争及所谓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仅以“土改”而言,从国民党1949年去台湾后不久,开始实施贯彻三民主义之“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来看,其策略是分步、渐进而温和的,甚至可以说是科学的,并无“阶级斗争”,更无流血——即从减租减息开始,发展到以“国有、省有”土地所有权逐步“放领、转移”给缺地或无地农民(农民以长达数10年时间以农作物收获为实物逐步廉价“赎买”,最终成为自己的私有土地),台湾政府还征购地主的土地,用以“放领、转移”给贫穷缺地农民,最终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做法,是完全符合孙中山当年构想的,带来了台湾的振兴和发展。而中共的“土改”则是革命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式的,即所谓“打土豪、分田地”,不仅无偿剥夺了大小“地主、富农”的土地,还剥夺了他们的房产等其它用品,如此尚不够,还给地主、富农戴上“帽子”成为被“专政”和斗争的对象,成为准“贱民”,且这“帽子”一戴就是近三十年,直至文革终结……而农民分到手的土地,没过两三年又统统上交了“合作社、人民公社”成了“集体所有”,至今亦然,此可算“耕者有其田”乎?

两党理念及后来实践的如此不同,孙中山如果没有英年早逝,与中共在革命理念和实践上的分歧、冲突也必然在所难免,更不用说还有什么要命的“几权分立”;而更重要的是,中共认为孙氏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资产阶级”又是中共“革命”之对象,必最终消灭之,这就几乎无法调和了……所以,我们无法说孙中山当初接受苏共建议同意中共跨党加入国民党是正确决策——最重要的是,后来事实证明中共和国民党的确走不到一起,还是以决裂告终,孙中山错了。以后虽有第二次“国共合作”,但一俟抗战胜利,还是兵戎相见,百姓再次遭受战火蹂躏,生灵涂炭。究其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和价值观信仰水火不容。

历史再次证明,在中国,在对民主、自由、平等具体内涵没有共识的前提下,“道不同不相与谋”——实在是对客观规律很好的概括。

四、有没有孙中山《致苏联遗书》?

遗嘱之争,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古代宫廷大戏里关于先王遗诏之谜或皇子“矫诏篡位”的故事屡见不鲜。直至当代,也还是有“你办事,我放心”以及“按既定方针办”还是“照过去方针办”的真假遗言之争。其实,争来争去,已经不是在“争”遗嘱真伪的事实本身,而是在争在世或当朝人物及行为孰为“正统”而已。

孙中山究竟有没有《致苏联遗书》?史界至今存在争议。如今我们可以搜索到孙中山《国事遗嘱》《家事遗嘱》手迹图片,唯《致苏联遗嘱》的原件图片难以见到,偶有所见,也难辨真伪。其实,没有档案的完全解密,此类争论毫无意义。如若子虚乌有,则无话可说;即便真有《致苏联遗嘱》,也就是证明孙中山确曾信任苏共,或的确有过“联俄容共”之说——但若将此说成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因为其中一个“民”字也没有;而“扶助农工”也无甚新意,因为“三民主义”中,起码“民权、民生”之主体正是普通百姓,工农岂不在其中?如此看来,孙氏《致苏联遗书》的真伪有无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历史和逻辑已经证明了一切。

五、几句结语

通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共和”思想的核心,我们不能不佩服其对中国政治、民生多艰之原因洞若观火。某些人用所谓实现了“国力强盛”来否定“三民主义”及“共和”思想的价值,那是太过一叶障目般的幼稚了——原因很简单:希特勒德国当初还要如何“强盛”?前苏联国力曾经还要多么“强盛”?而如此“强盛”给他的国民带来幸福了吗?没有,因为他们并不信仰“主权在民”,他们信仰的是自己即真理的化身,是“人民的大救星”和主宰——这一点,袁世凯与他们有共识。终于,他们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强盛”的大国却无以为继,垮塌起来又呼啦啦那般迅速!

面对蕞尔小国日本屡屡打败专制的大清帝国,甚至战胜仍在专制中的沙俄,大清王朝头脑稍稍清楚些的官员也开始认识到,民主宪政必解放生产力,故能迅速强盛而战胜专制独裁,老佛爷也不得不有限地搞起了“预备立宪”以及“政左经右”的小改小革,但“大清祖制”是不能动的。可正由于其假立宪是小修小补,专制癌肿依然在繁殖和发展,所以最后还是断送了“大清江山”。此即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证明了孙中山的论断是正确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1945年也说过差不多类似的话:“现在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遗憾的是当他进到中南海以后就很少这么想了,想得最多的却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所以,以貌似“国力强盛(GDP)”来否定或替代民主、自由、共和的价值,实在太幼稚太搞笑了。别忘了,一个已潜伏着癌肿的病人,往往在病兆爆发前照样可以是红光满面甚至“神采奕奕”的——希特勒和前苏联是这样,大清覆灭前洋务运动再兴时也曾一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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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1. 【人民网】败退的国民党为何能在台湾“土改”成功?  | 另见:台湾的土地改革

  2. 【历史资料】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01.23.)

  3. 【未删节版电视剧】走 向 共 和(选辑) 视频(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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